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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故事的。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
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却是断章取义，
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
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去取字义，也有个别的标准。注辞意
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郭象注
《庄子》，更是借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南北朝人作群经“义
疏”，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这
称为“义疏”之学。

汉、晋人作群经的注，注文简括，时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
晓。南北朝人给这些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义疏”
便是这个。无论补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义；这种解剖必然地比注
文解剖经文更精细一层。这种精细的却不算是破坏的解剖，似乎是佛
典翻译的影响。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挥老、庄之学，虽然也是
无中生有，却能自成片段，便比汉人的支离破碎进步。这是王弼等人
的衣钵，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化。
到了唐修《五经正义》，削去玄谈，力求切实，只以疏明注义为重。
解剖字句的功夫，至此而极详。宋人所谓“注疏”的文体，便成立在
这时代。后来清代的精详的考证文，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
不过佛典只是佛典，义疏只是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
“文”的。“文”只用来称“沉思翰藻”的作品。但“沉思翰藻”的
“文”渐渐有人嫌“浮”“艳”了。“浮”是不直说，不简洁说的意思。
“艳”正是隋代李谔《上文帝书》中所指斥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

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那时北周的苏绰是首先提倡复古
的人，李谔等纷纷响应。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路子，死板地模仿古人
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和者尚少。到了中
叶，才有一班人“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而元结、独孤及、
梁肃最著。他们作文，主于教化，力避排偶，辞取朴拙。但教化的观
念，广泛难以动众，而关于文体，他们不曾积极宣扬，因此未成宗
派。开宗派的是韩愈。

18 西南联大文学通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