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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是说,用典故、
               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
               诗赋和骈体而言;但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在里头。汉代本已
               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或“文章”称记言、记事之作。骈体
               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
              “文”的尊称之下,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的义疏。佛
               典翻译从前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

               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做到“达”的
               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兹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
               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语,一面不失本旨。他
               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他介绍的“西
               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样成立
               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
               是不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
               尽,集佛典翻译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
               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
               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
               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
               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剖的”。这直
               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间接影响了一般解经和讲学
               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
               补充原文,叫作“故”。演释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
               句,也叫作“故”或“解”。“传”,转也,兼有“故”“解”的各种意
               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公羊传》
              《穀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推
               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
               篇诗作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


                                                            中国诗文概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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