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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堤防”,但是他们还惰性地守在那越来越窄的私有的生命的角落

               上。他们能够嘲讽的“去撞自己的丧钟”,可是没有足够的勇气“重
               新抖擞起精神做这个时代的人”。这就是他们我们的矛盾和苦闷所在。

                   古代的文人能够代诉民间疾苦,现代的文人也能够表现人道主
               义。但是这种办法多多少少有些居高临下。平民世纪所要求的不是这

               个,而是一般高的表现和传达;这就是说文人得作为平民而生活着,
               然后将那生活的经验表现、传达出来。麦克里希所谓“革命的时代”

               的“革命”,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然而这确是一种革命。革命需要
               大勇气,自然难。

                   然而苦闷要求出路,矛盾会得发展。我们的文人渐渐地在工商
               业的大都市之外发现了农业的内地。在自己的小小的圈子之外发现了

               小公务员。他们的视野扩大了,认识也清楚多了,他们渐渐能够把
               握这个时代了。自然,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作者早就在写农村,写官

               僚。然而态度不同,他们是站在知识阶级自己的立场尽了反封建反帝
               国主义的任务。现在这时代进一步要求他们自己站到平民的立场上来

               说话。他们写内地,写小公务员,就是在不自觉的多多少少接受着这
               个要求,所以说是“发现”。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个人主义一

               度猛烈地抬头,一般作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甚至以“身边
               琐事”为满足。现在由自己转到小公务员,转到内地人,也该算是

              “发现”。
                   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地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

               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地终于
               无形地参加了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时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



                                                             文学以及审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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