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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罗曼蒂克的忧郁 023

我在生命之火前面烘我的双手，
等到火熄时，我就准备离去。

这种态度实在和对死亡表示愤慨同样合理。因此，如果
心境可由理智决定，那么使我们欢悦的理由，当和使我们绝

望的理由一样多。
《传道书》派是悲痛的，克鲁奇氏的《近代心情》是凄
怆的。他的悲哀，骨子里是因为中古时代的确切无疑的事

情，以及较为近代的确切无疑之事一齐崩溃了的缘故。他说：
“至于现在这个不快乐的时代，一方面充满着从死的世界上

来的幽灵，一方面连自己的世界还未熟悉，它的困境正和青
年人的困境相仿：他除了把童年所曾经历的神话作为参考之
外，尚未知道在世界上如何自处。”把这种论见来应用在某一

部分的智识阶级身上是对的。换言之，有些受过文学教育的
人，对近代世界茫无所知，并因青年时惯于把信仰建筑在感

情上，所以如今无法摆脱那为科学的世界不能满足的“安全”
与“保障”的幼稚欲望。克鲁奇氏，如大半的文人一样，心
中老是有一个念头，认为科学不曾履行它的诺言。当然他不

曾告诉我们所谓诺言究竟是什么，但他似乎认定，六十年前
像达尔文、赫胥黎辈的人，对于科学固曾期望一些事情而今

日并未实现。我想这完全是一种幻象，上了一班作家和教士
的当，他们因为不愿人家把他们的专长当作无足重轻，所以
夸大其辞地助成这幻象。眼前世间有许多的悲观主义者，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