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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随吾人性情之所之，而有相当的不同。此所谓“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也。此所谓“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也。若对于一
切，皆执一定之规则，则即所谓“可与立，未可与权”者也。

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只需其合礼，即是至好。至其发于行为，
果为有利于社会或个人与否，不必问也。事实上凡人性情之真的及合

礼的流露之发于行为者，对于社会多有利，或至少亦无害，但孔子则
不十分注意于此。如三年之丧制，本可以曾子所谓“慎终追远，民德

归厚” （《学而》）之说，予以理论的根据，但孔子则只谓不行三年之
丧，则吾心不安，行之则吾心安。 （《阳货》）此制虽亦有使“民德归

厚”之有利的结果，但孔子不以之作三年之丧之制之理论的根据也。
孔子不注重行为之结果，其一生行事，亦是如此。

子路为孔子辩护云：“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
矣。” （《微子》）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犹席不暇暖，以求行道，

所以石门晨门谓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 （《宪问》）董仲舒
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即“正其谊”“明其道”也。至于道之果行与否，其结果之“利”也，
“功”也，不必“谋”，不必“计”矣。《论语》云：“子罕言利。” （《子

罕》）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里仁》）此孔子及孟子
一贯之主张，亦即其与墨家根本不同处也。

观上所述，又可知孔子之哲学，极注重人之心理方面。故后来儒
家皆注重心理学。孔子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阳货》）对于性

虽未有明确的学说，然以注重心理学之故，性善性恶，遂成为后来儒
家之大问题矣。

子学时代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