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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表活人的心,并且由葬的厚薄也可以显示出贵贱的等级来。墨家
           不管这些,单看对于人民有没有“用”,当然要加以反对。至于墨子
           所以“非乐”,也是因为“乐”对于人民没有“用”,因为“撞巨钟、
           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并不能给人民“衣食之财”,并
           不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徒然“厚措敛乎万民”,浪费人
           民的资财。本来“用”的标准也很活动。广泛点说,“乐”何尝没有
          “用”。但是墨家所谓“用”,意义极狭,除非对于维持生活有直接关
           系,如衣食之类,或者能禁暴止乱,他们都认为是无用的。音乐自然

           不能当饭吃,当衣穿,也不能说撞一撞钟,弹一弹琴,就可以把寇乱
           平定了。拿这样的标准来讲,“乐”自然是没有用,自然要非“乐”。
           墨家这种极狭隘的实用观点,儒家、道家都攻击它。然而这种不讲享
           受,“生勤死薄”“以自苦为极”的生活,正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的本
           色。在当时贵族统治的社会中,一般劳苦大众所迫切要求的本来只是
           些物质的生活资料,什么精神陶冶,如音乐之类,他们根本没有福气
           享受,只能当作贵族们所专有的奢侈品加以反对而已。
               再就墨家最重要的主张“兼爱”来说,表面上和儒家所谓“泛
           爱”、所谓“仁”,何尝不有些相近。但是这里面有两点重要差别:
               其一,儒家讲“爱”,着重在“心”上,墨家却一定要考虑实
           效。如所谓“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而利
           之”“义,利也”“孝,利亲也”……言“爱”必及“利”,爱非空爱,
           必伴以实际的利益,显然贯串着尚“用”的精神,这是和儒家不同
           的。其二,儒家“亲亲”,亲其所亲,把亲疏厚薄分别得很清楚,主

           张有差等的爱。墨家却提出“兼以易别”的口号,只讲“兼”,不讲
          “别”,根本打破亲疏厚薄的差别观念,而主张“兼而爱之”,一视同
           仁。在这一点上,儒家所表现的是“畸”,而墨家所表现的是“齐”。
           我们须要知道,儒家所主张的“亲亲”之道,是建筑在宗法制度上
           的。宗法制度只有贵族才讲得起。至于劳苦大众,都是所谓“匹夫匹
           妇”,那有什么宗法可言。他们流浪江湖,四海为家,只有广漠的同
           胞观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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