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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学文必由于此，也只需由于此。方苞评归有光的文庶几“有
序”，但“有物之言”太少。曾国藩评姚鼐也说一样的话，其实桐城
派都是如此。攻击桐城派的人说他们空疏浮浅，说他们范围太窄，全
不错；但他们组织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杀的。
姚鼐以后，桐城派因为路太窄，渐有中衰之势。这时候仪征阮
元提倡骈文正统论。他以《文选序》和南北朝“文”“笔”的分别为
根据，又扯上传为孔子作的《易·文言传》。他说用韵用偶的才是文，
散行的只是笔，或是“直言”的“言”，“论难”的“语”。古文以立

意、记事为宗，是子、史正流，终究与文章有别。《文言传》多韵语、
偶语，所以孔子才题为“文”言。阮元所谓韵，兼指句末的韵与句中
的“和”而言。原来南北朝所谓“文”“笔”，本有两义：“有韵为文，
无韵为笔”，是当时的常言。——韵只是句末韵。阮元根据此语，却将
“和”也算是韵，这是曲解一。梁元帝说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
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都是笔。阮元却只以散体为笔，这是
曲解二。至于《文言传》，固然称“文”，却也称“言”，况且也非孔
子所作——这更是附会了。他的主张，虽然也有一些响应的人，但是
不成宗派。
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那时候一般士人，只知作八股文；
另一面汉学、宋学的门户之争，却越来越多厉害，各走偏锋。曾国藩
为补偏救弊起见，便就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
光大。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
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述的见解多寡，也

当以他们的文为衡量的标准。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
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
而且胜过韩愈。他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
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统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
他的幕僚和弟子极众，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应。这样延长了桐城派
的寿命几十年。
但“古文不宜说理”，从韩愈就如此。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

24 西南联大文学通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