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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伯子男，皆一家之内所称名号，初义并非官爵，亦非班
列。侯则武士之义，此两类皆宗法封建制度下之当然结果。盖封建宗
法下之政治组织，制则家族，政则戎事，官属犹且世及，何况邦君？
如其成盟，非宗盟而何？周室与诸国之关系，非同族则姻戚，非姻戚
则“夷狄”。盖家族伦理即政治伦理，家族称谓即政治称谓。自战国
来，国家去宗法而就军国，其时方术之士，遂忘其古者之不如是，于
是班爵禄之异说起焉。实则“五等爵”者，本非一事，既未可以言
等，更未可以言班爵也。

（二）五名之称，源自殷商，不可以言周制。今于卜辞中侯伯具
见，其义已显，上文叙之已详。若公则载于《殷虚书契前编》卷二第
三页者凡二，子、男二字亦均见，特文句残缺，无从得知其确义耳。
（三）《春秋》虽断烂，其源实出鲁国，故其称谓一遵鲁国之习
惯，与当时盟会之实辞，周室命圭之所命，各有不同。与其谓《春
秋》有褒贬之义，毋宁谓其遵鲁国之习耳。
（四）男之对侯，子之对伯，一则有隶属之义，一则有庶长之别。
其有等差，固可晓然。若伯之于侯，侯之于公，实不可徒以为一系统
中之差别。
殷周（指西周，下文同）之世，在统治者阶级中，家即是国，国
即是家。家指人之众，国指土之疆。有人斯有土，实一事耳。然世入
春秋，宗法大乱。春秋初年，可称为列国群公子相杀时代，其结果或
则大宗之权，落于庶支，例如宋鲁；或则异姓大夫，得而秉政，例如
齐晋。晋为军国社会最先成立之国家，其原因乃由于献公前后之尽诛

公族。桓庄之族死于先，献惠之子杀于后，故自重耳秉政，执政者尽
为异姓之卿。在此情景之下，家国之别，遂判然焉。孟子以为国之本
在家者，仍以春秋时代宗法之义言之也。自家国判然为二事，然后一
切官私之观念生，战国初年，乃中国社会自“家国”入“官国”之
时期，顾亭林所谓一大变者也。前此家国非二事也。《诗》曰：“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此谓国君之公，非后世所谓公家之公。战国人狃
于当时官国之见，以为古者之班爵整严，殊不知古时家、部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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