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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005

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
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

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

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
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

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
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

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

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

不过百分之四。清朝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

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
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

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

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
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

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人与外国

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
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

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

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
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