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1875

加缪是“荒谬”的研究者，他拒绝向“必要性”屈服。他是一个
公共领域的行动者，他坚持认为所有真正重要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归结
到每个个人仁慈和善良的行为上来。
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他不是说教者，因此《鼠疫》并不是
要给人什么训诫。他曾说自己非常谨慎地去避免把《鼠疫》写成一本
“宣传册”；《鼠疫》没有给任何学派的政治辩论家带来安慰，从这点
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成功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也不再

仅仅是一个有关被占领时期法国的寓言，而且也超越了它的时代。

回首 20 世纪，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加缪确定了时代道德困
境。和阿伦特一样，他看到“邪恶的问题将会是战后欧洲精神生活的
根本问题，就如同‘一战’后死亡是根本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