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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十四岁。

我回到村里，法性寺小学也没了师生，驻扎了当地很大的一

个造反派的指挥部。有了这个指挥部，我们从此没有安宁过，经

常是县城过来的另一个造反派的人来攻打，双方就在盆地东边的

烽火台上打了几仗。好像是这个造反派的人赢了，结果势力越来

越大。忽然有一天，一声爆炸，以为又武斗了，母亲赶紧关了院

门，不让我们出去。巷道里有人喊：不是武斗，是炸药树了！等

村人赶到寺后的土崖上，药树果然根部被炸药炸开，树干倒下去

压塌了学校的后院墙。原来造反派每日有上百人在那里起灶做

饭，没有了柴火，就炸了药树。

村里人都傻了眼，但村里人没办法。到了晚上，传出消息，

说造反派砍了药树的枝条，而药树树身太粗砍不动也锯不开，正

在树上掏洞再用炸药炸。队长就和几位老者在寺里和指挥部的人

交涉，希望不要炸树身，结果每家出一百斤柴火把树身保全下来。

树身太大，无法运出寺，就用土掩埋在土崖下。但树的断茬

口不停地往出流水，流暗红色的水，把掩埋的土都浸湿了，二爷

说那是血水。

村人背地里都在起毒咒：炸药树要遭报应的！果不其然，三

个月后，烽火台又武斗了一场，这个造反派的人死了三个，两个

就是在药树下点炸药包的人。而“文革”结束后，清理阶级队

伍，两个造反派的武斗总指挥都被枪毙了。

我离开村子的那年，村人把药树挖出来，解成了板，这些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