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湖边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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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宅地，盖起了房子，与报复毫无关系。甚至早在八十年代我进入城

市不久，我妻子就在一篇文章里透露：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现在不

说。”—那个秘密其实就是将来返乡的打算。

实在是蓄谋已久。

我生性好人少而不是人多，好静而不是好闹。即便是当知青的时

候，除了贫困让人深深焦虑，大自然的广阔和清洁从不让我烦恼，并且

在后来很多文学作品中一直是我心中的兴奋。进入城市以来，我梦得较

多的场景之一就是火车站，是我一次次迟到误车，是我追着车尾的好一

番焦急和狼狈—却不知道我为何要上这一趟车。我猜想这无非是一种

提醒，是命运召唤我去一个未知之地。

我居住长沙或海口的时候，也总是选址在郊区，好像城市是巨大的

旋涡，一次次把我甩到了边缘，只要高楼丛立的城市旋转得更快一点，

只要我捏住钥匙串的手稍稍一松，我就会飞离一张张不再属于我的房门，

在呼啦啦的风暴中腾空而去，被离心力扔向遥远的地方。

1971年的农历除夕，我决心逃离农村。深夜的炉火奄奄一息，几位

从各地回城探亲的知青围炉聚首，久久地沉默无言，只有长吁短叹。一

个胆大妄为的地下圈子，曾投入诗歌、哲学以及有关毛泽东的辩论，眼

下已经情绪降温。不知是谁，仍以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宏论：去他妈的农

村！我们都应该进城，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才

是革命的火车头！

我们几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羞于抱怨农村的艰苦和青春的苦闷，

却乐于夸张自己的历史责任。既然喂猪不好玩了，农民夜校不好玩了，

小提琴与演出队也不好玩了，那么，“知识分子”四个字真是令人神往。